今天的《羅輯思維》，我們破解一下“真相”這個話題。
起因是前不久我去看我一位非常尊敬的前輩，但是進門之後我就發現整個氣氛好古怪，總好像哪兒有不對勁，後來問了半天老人家沉吟半晌，突然一抬眼，問我說： 小子，你是不是在外面說我壞話了？我一聽到這個話，五雷轟頂啊，然後賭咒發誓說沒有沒有，堅決沒有，肯定沒有！當然，我到了也沒打聽出來，是什麼樣的話， 通過什麼樣的人，傳到了這位前輩的耳朵裡。
當然了，最後通過我一個多小時艱苦不懈的努力，我認為這位長輩還是相信了我，但這件事情確實給我留下了一個感慨，就是：真相的獲得太困難了！因為很可能某 句話我在某個場合確實說過，但是那是有前因後果的呀，那是有上下文的呀，可是一個惡意的傳話者他不管，他只會把一個片段傳到他要傳遞的那個人的耳朵裡，然 後，從此你們之間就結了一個扣，結下了一個“梁子”。
這還是我和這位長輩關係非常好，我們之間能夠達成某種諒解，更多的情況下是一個人聽到有人背後說自己，可能是裝的很大度，呵呵一笑，然後：“沒關係！”，然後，從此也不跟你提，你也看不出來，但是，一個梁子就這麼種下來了。
至於你在人生什麼關鍵的時刻，這個梁子會進行惡意的爆發，然後，讓你突然面對一個大挫折，你根本就不可能預測！
我們人生遇到太多太多這樣的艱險，所以說，前一陣有一句話說，一句真話的分量比整個世界還要重，但經歷了這件事，我的結論是：一個真相其實比一句真話還要 重！因為一句真話只需要捧出一顆誠懇的心就可以了，而一個真相則需要一句真話穿越重重的社會迷霧，抵達公眾和受眾的時候，它才能稱之為一個真相。這件事情 太難了！
至於，什麼東西遮蔽了真相的抵達，我想原因可能特別複雜，比如我們剛才說的這種斷章取義，這是一種可能，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研究的方法非常粗糙。
有這麼一個笑話，說科學上有一個結論，蜘蛛的聽力器官其實是長在腿上的，乍一聽好奇怪啊，怎麼會？你不信我給你做個試驗，拿一隻蜘蛛來，在旁邊“咣”敲一 聲鑼，這蜘蛛蹭蹭蹭蹭蹭就跑走了，對吧，好，證明這只蜘蛛聽力是好的，抓回來把腿切掉，再敲一聲鑼，“咣”一聲，咦，你看蜘蛛不動了嘛！
反復做幾次試驗都是這個結果，這說明什麼？這說明蜘蛛的聽力器官長在腿上！你看，一個表面上非常嚴絲合縫、絲絲入扣的科學驗證的過程，得出了如此荒唐的結論。
還有一個笑話說，科學上證明，人的生日過的越多，這個人的壽命就越長，所以，請注意這個所以啊，所以，我們應該多過生日，這樣有助於延年益壽！你看，好像也是一個科學推論的結果，結果卻是那麼的荒唐。
當然，遮蔽真相最重要的，從幾千年來的歷史來看，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則是因為權力。
先說一個最簡單的權力方式，比如說前年，也就是2011年的11月9號，臺灣所謂的教育部下了一個命令，說只要發生師生戀，我們在道德上就認為它不合法，所以任何教師，只要和自己的學生發生戀愛關係，他的教師資格必須終止。
這句話聽起來也好奇怪，因為人類獲得自由戀愛的權力沒多少年啊，而中國人獲得這個權力就更短，才一百多年，對吧？我們好不容易可以決定自己的肉身跟誰在一 起了，為什麼你們又不讓自由戀愛？師生之間怎麼了？我們中國的各種校園裡，大到大學校園，甚至低到中學校園，可能師生戀也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吧？
為什麼就不合法呢？道理很簡單，其實這個道理也不是臺灣人發明的，在1986年，美國的愛荷華大學就做了這樣一條規定，只要是師生戀，老師在道德上就不合法，就必須停止他的教師資格，原因非常簡單，因為你擁有權力。
雖然這種權力不是給誰解決一個北京戶口，不是給誰批一張條子，不是給誰弄點兒貸款，不是這種權力，是一種隱隱然、淡淡然的一種權力，因為老師畢竟可以給學 生某種用自己的主觀意志可以讓他獲得的利益，比如說表揚，比如說分數，比如說考試題的一點點洩露，比如說更額外一點輔導的機會，所有這一切，其實都是權力 在發生作用。
那，既然權力在發生作用，所謂的自由戀愛是不是就顯得有點兒不自由了呢？因為自由意志很可能會屈服于權力，自由意志很可能會在權力面前變得非常的諂媚，那 你還能說這一對師生戀就一定是自由的戀愛嗎？就像前不久中國曝出來的中央編譯局那個局長，衣俊卿和女博士之間的愛戀，從結果來看，這個女博士愛這個局長確 實愛得死去活來啊，從很多文字上，那是很好的當代情書作品啊。
但是，你能說在一個局長和有可能給她帶來利益的女博士之間，他們所有的話，所有的表達，所有的文字，真的是出於自由意志嗎？在權力籠罩的陰影下，我們的結論是：不見得！
我們接著說真相，接著說權力對真相的影響。先說一個人的故事，他叫肖洛霍夫，著名的《靜靜的頓河》的作者，肖洛霍夫這個人可是少年成名啊，他26歲就寫出 了《靜靜的頓河》的第一部，然後迅速成為暢銷書，然後又迅速的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從此成為了文學聖殿裡的大師就被供起來了。
可是同時代的很多作家就跟到山西喝了醋似的，心裡可不是滋味了，然後漸漸的就出現了一個流言，說：不對，肖洛霍夫這個書根本就不是他寫的，是一個白俄軍官 的手稿被他偶然機會發現了，就有點兒像中國的武俠小說，掉到山坳裡被白鬍子老爺爺給了一本秘笈一樣，說偶然發現的，然後竊為己有，竊文大盜，等等。
其實這種懷疑說實話也不是完全空穴來風，它是有一點點影子的，你比如說肖洛霍夫非常年輕，26歲就寫出這樣的皇皇巨著，通常來說確實有點兒古怪，再有，肖 洛霍夫從來沒到過哥薩克人的社群裡面生活過，所以他怎麼可能以哥薩克人的生活，寫出那麼壯闊的一個史詩般的著作呢？這都是疑點。
但是你發現，肖洛霍夫這個人一輩子對於這個質疑從來沒有回答過，沒有回應過，也沒有澄清過，就這麼讓這種嘰嘰喳喳的質疑伴隨了他的一生，一直到1999 年，一方面，這個後來，蘇聯，俄國人吧，就發現了肖洛霍夫的手稿，再有，發現了《靜靜的頓河》的主人公葛利高裡的原型葉爾馬科夫，（小編：@韓寒，看，光 有手稿還不行吧……）這兩個東西一旦發現之後，這才算真相大白，但是很可惜，這個時候肖洛霍夫已經作古15年了，已經死掉了。
但是，這也在告訴我們，其實真相的獲得有時候需要時間的流淌，只要時間自由的流淌，資訊自由的披露，真相總有一天會獲得。
但是肖洛霍夫這個人也並不是一輩子都這麼瀟灑，他1938年那年就不瀟灑過一回。大家都知道1936-1938年，那是蘇聯的大肅反時代，無數的人冤屈成為刀下之鬼，而史達林突然一下子不知道哪根筋就動了，他就保護了一下肖洛霍夫。
那時候肖洛霍夫也很危險啊，因為也有人舉報他，告密，說他是人民公敵等等，那個時候的司法審判過程是非常粗糙，動不動一個人頭一天被契卡抓走，第二天就哢 嚓就一刀就沒了，但是史達林保護了他，而且非常榮幸的還接見了肖洛霍夫。史達林說：肖洛霍夫同志，不要懷疑人民嘛，也不要懷疑政府嘛，要相信法律嘛，我們 總有辦法會獲得真相的。
肖洛霍夫苦笑了一下說：史達林同志，我能不能跟你說一個笑話啊？史達林說：你說你說！（肖洛霍夫）說，有一隻兔子，在森林裡狂躥，一隻狐狸看見它，說兔子兔子，你怎麼跑得那麼著急幹什麼呀？兔子氣喘吁吁，說有人在追我，要抓住我，給我釘腳掌！
狐狸就好奇怪啊，說你不是個兔子嘛？你又不是一個駱駝又不是一匹馬，怎麼會抓住你釘腳掌呢？兔子說：嗨，這是我沒被他們抓著，我被他們抓著之後，我到底是 只兔子還是只駱駝，我說了就不算了！據說聽到這裡，史達林哈哈直樂，確實，在權力的陰影籠罩下，你到底是只兔子還是一匹馬，還是一隻駱駝鞋，你自己說了真的是不算！
1936-1938年，所謂的莫斯科大審判，要知道，攤在桌面上的，那都是非常公正、嚴謹、守程式的司法審判。
當時蘇聯的總檢察長叫維辛斯基，這個人在二戰之後當了蘇聯的駐聯合國大使，那是一個法學家，非常有學問，但是那個風度不是很好，經常在聯合國的會堂上咆哮，他最開始咆哮就是在莫斯科大審判，因為那時候他是總檢察長啊，天天指著被告說：你這個叛徒，你這個渣子！
可是我今天要告訴你的是，在莫斯科大審判的法庭上，罵自己是渣子，說自己是人民叛徒，這樣的聲音，發聲最大的是誰啊？是被告本身！幾乎所有的被告，我們看 了大量的原始檔案，所有的被告在法庭上都拼命地辱駡自己，說我不配活著，一定請求黨要槍斃我，我這種人渣，我怎麼還能配活在世界上，我不僅不配，我的家庭 也不配，我的老婆也不配，在槍斃我之前能不能給我一把槍，我先把我老婆打死，等等。
這樣的供詞都在法庭上出現，後來一個德國人寫了一本報告文學，就在講這個場景，我還記得他有一個結論，說即使是一個導演，帶著專業的演員，經過長期的排練，最後也不大可能會訓練出那麼默契的在法庭上的配合。
所以後來莫斯科大審判當中，這些人為什麼這樣拼命的積極的配合維辛斯基，然後對自己潑髒水、潑糞，這樣的事情在人類歷史上幾乎成了一個不解之謎。很多西方的研究者說可能吃了藥，很可能是威脅，很可能是刑訊，後來發現其實都沒有確切的證據。
如果說那時候的科學水準都能發明這種藥，那現在這種迷幻藥或者讓說真話說假話的藥那還不氾濫，但事實上也沒有證明任何藥可以非常特效的達成這樣的效果，而 這些人上庭之後，包括當時這些人拍的照片看，也沒有刑訊的痕跡，但是確實當時就做到了這樣的一幕，所以你說，如果我們的法庭只信證詞，只信這種所謂的自我 的招供，你覺得能獲得真相嗎？
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大家知道朱元璋在他的明朝初年，曾經大殺功臣，掀起過所謂的四大案，其中有一案著名，就是藍玉案。藍玉就是朱元璋的起家將領，功臣，後來封梁國公，後來藍玉事發了以後，朱元璋就株連，株連了好多人，上萬人最後被殺掉了。
後來朱元璋覺得這事兒也不大對啊，殺了這麼多人，總得給輿論和千秋萬世一個交待啊，所以就把當時所有司法審判的供詞編了一本書，叫《逆臣錄》，逆臣賊子的逆臣，北京大學在改革開放之後還出了一本書，把這個《逆臣錄》出版了，我上大學的時候看過，看得真是覺得可笑至極.
你比如說我當時記了一個筆記，有一個人叫王阿定，他老爹是個鄉村的窮秀才，叫王行，這個王阿定就招供，說我老爹造反了，隨著藍玉造反了，供詞上寫的，說有 一天我老爹到藍玉家去，遇到梁國公，梁國公說：我要行大事，我要造反，你願不願意參與啊，他說我父親就說，這個老秀才說，你現在掌握這麼多兵馬，何大事行 不得？你肯定行得！而且我老秀才也飽讀兵書，我也可以幫你。
然後藍玉說：好，如果我成功了，我當皇帝，封你們父子官做，等等。當時的供詞都是用當時的這種半文半白的話寫出來的，非常有意思，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典型的農民，沒什麼文化的人對自己的父親參與的一場政變，或者說叛亂的一種想像的供詞，你可能嗎？
一個大將要造反，隨便家裡來一個人，說我要造反，你肯不肯參與，成功之後我跟你分什麼，怎麼可能？但是就像這樣的證詞，在整個《逆臣錄》，一本書裡面，上千人的證詞彙集在一起，在當時看，這似乎都是真相，但是千秋萬代之下，我們一看，這不是笑話嗎？
確實，很多事情當你孤立的看的時候，都是鐵證如山，擺在面前，樁樁件件是那麼的實在，你看有證據，有證人，有口供，有嚴謹的司法證據。
又說到莫斯科大審判當中，要知道當時史達林有個政敵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當時在南美，跟史達林隔空進行論戰，史達林當時一邊在國內鞏固自己的統治，一邊對托洛茨基在上萬公里之外的所有的言論都非常重視，托洛茨基一旦說什麼，他這邊就要緊急地看。
托洛茨基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一段話，說你看啊，史達林搞肅反，那麼多，因為史達林肅反的時候，槍斃的人基本上都說他是受託洛茨基的蠱惑，然後反人民，成為人民公敵，搞各種暗算。
托洛茨基說好奇怪啊，他說你看我這麼一個人，逃亡在外，我一個眼神就可以讓《真理報》資深的老記者叛變他的黨，然後替我當傳聲筒，我只要一個暗示，所有的 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都替我服務，我只要一個命令下去，所有的鐵路工人都開始替我在遠東破壞鐵路、工廠，我只要一個眼神暗示，克里姆林宮的醫生就開始毒害他 們的國家領導人，說如果我有這麼大的影響力，我有這麼多的魔力，為什麼坐在克里姆林宮裡的人是史達林而不是我呢？
據說史達林看到這一段文章之後，氣得暴跳如雷，罵這個莫斯科大審判的主管者，叫葉若夫，說他是個白癡等等，暴罵了一通，確實，所有的真相，當你在權力的影響下，一個細節，一個細節看的時候，似乎都有道理，但是，一旦辨別真假拼起來，一旦成為一個整體，一旦經過時間的考驗，最後都是一個笑話。
說到這，很可能您會問，那我們獲得真相是不是就不大可能呢？因為權力這個東西似乎永遠在啊，在可見的未來我們也看不到權力退場的這樣一種可能！
我覺得沒有這麼悲觀，因為有一個東西正在人類的歷史的地平線上緩緩地升起，我們稱之為叫“互聯網”，你也可以稱之為叫“大資料”這樣的東西，這是人類第一次有可能看到真相徹底通過某一種方式可以浮現出來的一種技術可能。
當然，這就要說到，為什麼在沒有互聯網的傳統社會裡，真相是如此難獲得，因為那時候的資訊傳遞是要靠“人格”為節點，為中轉站來進行傳遞的，這個時候真相就容易迷失在半途。
我們講一個典型的場景就是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最核心的驅動者是宋神宗，但是他作為一個深宮中的皇帝，古時候有一句話，叫“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就這麼一個人，他在外朝，看哪個大臣都可能是貪官，都有可能是賊子，都有可能叛亂，他誰都不信任，然後他坐在深宮之中，坐在御座之上，他何從判斷真 相？
比如說在王安石變法當中，當時爭執最激烈的一件事情就是，青苗法，到底是利民呢，還是害民或者擾民呢？當時朝廷上就分成了清晰的兩派，這邊一派都是那些碩 學鴻儒，都是正色立朝的老大臣們，什麼歐陽修啊、司馬光啊、韓琦啊、富弼啊、蘇軾啊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們都說青苗法害民，咣咣咣咣咣舉一大堆例子。
而這邊是王安石和他的改革派，他們也舉出了大量的例子說青苗法有益老百姓，所謂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到底好處是九個指頭還是壞處是九個指頭呢？
對於宋神宗來說，在那樣的朝代裡，他又沒有統計局，對吧？也沒有什麼社會調查小分隊，他何從從資料上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反正變法總會對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造成損害，總會有一些社會上的擾動，但是這種擾動到底是好的方面是主要的，還是壞的方面是主要的？他無從判斷。
其中有一個著名的故事就是《流民圖》事件，有一個著名的反對變法的大臣叫劉安世，他覺得沒法說服這個皇帝，那怎麼辦呢？我們就訴諸於視覺，我們不能訴諸於事實，只能訴諸於視覺。
他畫了一幅《流民圖》，老百姓拋妻棄子，背井離鄉，輾轉於途，然後轉死於溝壑，等等，畫了這麼特別淒慘的一幅圖，然後到皇帝面前，跪地把《流民圖》呈上。
據說，史料當中記載，宋神宗看到這個流民圖之後想從椅子上站起來，哆嗦了幾下都沒站起來，然後非常悲摧的把這個《流民圖》收下，到深宮之中燈下展讀，看一眼流一滴眼淚，看一眼流一滴眼淚，過了不久就第一次停止了變法。
我們知道王安石變法前後是兩次，王安石罷相也是兩次，這件《流民圖》事件就直接導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罷相，但是你說這《流民圖》它就是呈現了事實嗎？就是 呈現了真相嗎？未必啊，到最後獲取權力的中心者，來（看）他的意見偏向哪邊！只有靠這種純文藝的方法，而不是訴諸於真相的方法，這就是那種傳統時代這種手 段的粗糙。
再比如說，王安石變法的陣營當中有一個很著名的人物叫李定，新派大佬李定，當然新派大佬出來之後舊派的人肯定要攻擊他，找了找，就“人肉”他唄，人肉了半天，突然發現這個人有道德瑕疵，什麼瑕疵呢？說他母喪不奔！
什麼意思？就是他娘死了，但他不回家奔喪守孝，這個事情在今天我們有時候有些單位還能說，母親死了還奮戰在工作崗位上，可能還能表揚，在當時，宋朝，這就 是豬狗不食的倫理敗類啊！一個人，你娘死了你都不回家，所以古時候的官員都有丁憂守孝三年的規定，你父母死了，不管什麼大事，一定要辭官然後回家守孝。
但是李定就沒有這樣做，所以反對派大臣就把他告到宋神宗那，說這個人道德有問題，但事實上是怎麼回事呢？至今仍然是一個懸案，因為李定的這個母親姓仇叫仇 氏，這個人也是宋代社會裡誕生的一個奇葩吧，這麼一個女性，她一生嫁過很多次人，她第一次嫁了一個人就生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很有名，就是跟蘇軾一起花天 酒地的那個和尚佛印，佛印和尚。
第二次她又嫁人，嫁了誰呢，就嫁了李定的父親叫李問，是不是生了孩子，也不知道，李定是不是這個仇氏所生，也不知道，然後，後來仇氏死的時候，事實上後來史料證明，也已經不是李問的老婆了，她又嫁了一個人，這人姓郜，這個女的一生嫁了很多次人，然後就這麼死了。
所以李定一直說呢，這不是我媽，她不是我親生母親，所以我沒有對她守孝三年的義務，仇氏死了，他就象徵性的回家看了看然後就回來，沒有在那待三年。
反對派就揪住這個事情追查，在今天的技術手段下，這個事情好簡單啊，宋神宗對這個人道德有懷疑，派一個調查組下去嘛，回來寫一份報告，這個事情不就很清楚 了嗎？但是神宗有那麼傻嗎？要知道在王安石變法兩派政治鬥爭已經激化到那種程度的時候，你知道你派出來的調查組偏向哪一派啊？你知道他的政治傾向會對真相 扭曲到什麼程度啊？
所以神宗非常聰明，根本就懶得派調查組，因為這件事情在當時的社會結構和技術條件下已經不可能獲得真相了，所以這件事情就永遠作為王安石變法期間的一個著名的公案，就這麼流傳下來了。
李定到底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還是一個道德卑污的人，我們至今也不知道，這就是傳統社會的一大局限。
我們今天談真相的問題，其實也可以從周邊的社會事件當中找一些模糊的影子，比如說，前一陣河南有一個平墳事件，後來有一份著名的報紙《環球時報》去調查，說老百姓很贊成啊，你看我們的記者下去調查，百分之多少的老百姓都贊成這個事情，沒有多少人反對啊！
那你說報紙的調查是不是真相？可能是！老百姓確實就是這麼回答記者提問的，我們堅決擁護政府的這個主張，我們同意平墳。（小編：請問……你幸福嗎？）
可是，這又回到我們前一節講的：在權力影響下有沒有真相可言？有沒有自由意志可言？可能這件事情真的在未定之天。（後續新聞：平墳“民意”的破產！河南周口一夜恢復百萬座墳墓，鄉鎮稱等上面政策。）那麼我們指望什麼？我前面講到，只能指望互聯網，指望大資料。
比如說最近北京、上海很多大城市，豪宅的二手房交易量突然暴漲，有知道內情的人士說，中央開始反腐了，其實據我所知，反腐的方法非常簡單，就是一方面要求 官員，你們自己去申報，你和你的直系親屬名下有多少房產，多少股票，多少現金，多少存款，你都報上來，然後後臺通過銀行、房管局一系列的大資料後臺抓取， 可以自動形成一份列表，然後，逐漸對唄！
你說這個房產是不是你的，為什麼這棟房產房產證上證明是你的，你自己又不報？然後有很多貪官可能有很多財產他又不敢報，等等，這當中通過大資料的比對，就可以產生很多縫隙，然後我們的紀檢團隊就可以通過這個管道和引子去追查到底。
所以說，只有依靠大資料時代，我們人類才可能獲得一種真相的可能，這種可能正在地平線上出現。如果你讀過《大資料》這本書，你就會知道，在大資料時代，在互聯網時代，一個人想要掩蓋真相已經不太可能了！
那本書裡舉了一個很典型的例子，說有一個銀行，有一個取款機在街角，就發現這個取款機，老是發現現金過量的取用，出什麼問題呢？為什麼這個地方的現金老是被大量的取用？
後來一調查發現，哦，原來附近有一個妓院，很多正人君子是不好意思跑到妓院裡刷卡的，因為信用卡記錄是要被老婆知道的，所以他都會拿信用卡到門口離得最近的那個自動取款POS機上取現金，然後到妓院去付現金。
你以為，四下無人，三更半夜，你就可以捂住嘴巴嗎？對，你可以，具體你在哪一天取了多少錢，去嫖了誰，等等，這些行為，可能在一時一地可以被掩蓋，但對不起，大資料時代來了，銀行在後臺非常清楚的知道，這台取款機是誰在什麼樣的夜晚取了多少錢，都去幹什麼了。
所以在互聯網時代，你真覺得真相的浮現還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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