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各位來到羅輯思維。 暑去寒來一年將始，中國的二手房市場又開始躁動。北上廣深據說成交量在1月份開始暴漲。當然這有各方面的原因的解釋。很多朋友就開始問我，老羅，你說我該 不該買房啊，我說該買啊。還有人問我，老羅，你說我該不該賣房啊，我說該賣啊。他們就說，哎，你怎麼回事？前言不搭後語，你到底主張買還是主張賣？
今天我把我的準確的邏輯說一下。如果你想買房，趕緊出手買，因為北上廣深的房價我看不到有絲毫可能性像有的專家講的那樣會腰斬、會暴跌，不可能我認為啊。
但是為什麼我又主張該賣呢？因為從2006年一直至今中國房產的幾輪暴漲，我認為作為一個歷史性的投機機遇已經結束了。再以後你想搏這樣的可能性已經不大了。
而房產投資的特點，第一變現困難，第二政策風險太大。你何必把這麼大的資金沉澱在房子當中呢？你還不如賣掉，然後做一些其他投資理財的手段。所以這是我的完整的建議。也就是說，該買就買，該賣就賣。
當然今天我們的主題不是講房價。因為在中國只有神經非常粗壯，粗壯的像鋼絲一樣的人，像任志強才有能力談房價。我們這樣的人談一定會被口水淹死，所以今天我們談的是房價當中的一個小因素，也就是房產稅。
這個房產稅問題，所有的專家都認為房產稅是大勢所趨。然後你看他作為兩隻靴子，第一隻靴子前兩年已經扔下來了。你看人家重慶、上海，已經開始徵收了。第二 只靴子呢，這兩年好像也聽到解鞋帶窸窸窣窣的聲音。今天總理說一句話，明天專家說一句話，好像刀刀都奔著房產稅這個要害要來，黑雲壓城，馬上就要暴雨傾 盆。會不會這樣？
我先給大家講一個稅收歷史上發生在歐洲的小故事。你想，歐洲古代的中世紀的那些國王，天天在城堡當中想的就是兩件事。第一個是怎麼吃喝玩樂，把這個生命搞得很美好。第二就是怎麼樣侵佔別人的領土，打仗。這兩件事情歸到最後，其實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稅收。
沒有國家的財政能力，吃喝玩樂和打仗都不會發生。所以怎麼樣收到更多的稅呢？一方面當然是派稅務官，農民打下糧食來來抽一堆，這是一種。第二個，擺在面上 的財產，比如說房子，大家都知道財產和財富最主要的沉澱方式就是建築物，所以怎麼樣從房子來抽到稅，這是所有的國王都在打的一個主意。
中國有句古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只要把廟摁住了，這個財富基本上就能分一杯羹，為君主所享用。那麼這個辦法想來想去，到最後中世紀的英國國王，在1696年就想出一個辦法，叫征窗戶稅。
我們生活在今天的人也許很難理解，房產稅你說房產稅，為什麼征窗戶稅呢？原因很簡單，征房產稅有難度。你想想看，一個房子主人有多少錢，收入多高，你怎麼 核定它的稅率，等等。這都是非常複雜的技術難題。中世紀那些君主們，手下就那麼幾個稅務官，一年到頭如果都打草稿算稅率等等，那麻煩死了。所以最後簡單的 一個辦法，就是稅務官進村，數窗戶。
你不要看這個簡單的數窗戶，好像這個方式很草率，其實有他的合理性。因為大戶人家通常房子比較大，窗戶比較多，窮人的窗戶比較少，所以按窗戶來計稅，基本上能夠兼顧公平。所以這樣一種窗戶稅，作為房產稅的替代，在歐洲就開始蔓延。
法國引入窗戶稅是1798年拿破崙從義大利引進的。剛開始的時候拿破崙也覺得這個制度太粗糙。能不能搞得更細緻一點，我們把窗戶分分類。比如大窗戶、小窗戶、閣樓的窗戶、正經房間的窗戶、臨街的窗戶、背靠花園的窗戶、一樓的窗戶、二樓的窗戶，我們把稅率定的不一樣。
但是試行了幾十年後發現，成本大得驚人。這個稅收的成本太高了，所以1831年的時候，法國也取消了，乾脆回到最原始最粗糙的狀態。挨個數洞，有幾個洞，收多少稅。
要知道窗戶稅對法國的財政來說，一直是很高額的一個稅種。一直到了20世紀，就是現代社會開始之後，窗戶稅一度還占法國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一點幾，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可是你要知道，稅收這種制度最大的問題在於，老百姓不是稻草人，全部站在那，然後你就上前拔幾根稻草。不是那樣的，老百姓是有聰明才智的。法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一樣，也是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啊。他們就開始想辦法，什麼辦法？我不要窗戶了。
所以到今天為止，我們到歐洲去旅行，還經常發現，比如說在英國，有的房子好像外表沒有窗戶，為什麼啊？因為窗戶是暗窗。稅收官一來，老百姓把窗戶全關上，你數不到，但是稅收官一走，窗戶又打開了，這是英國。
法國人民相對來說，比較實誠一點，真的就去造那些根本就沒有窗戶的房子。所以這個事不是我瞎說，這是雨果在《悲慘世界》裡，這本名著當中，就寫到這麼一段 話，說可憐的法國人民，有180多萬所房子，只有3個洞，就是一個門倆窗戶；然後24萬6千間房屋是只有一個洞，也就是只有一個門。
所以整整一個世紀法國的窮人，除了在生活資料上啼饑號寒，吃不飽睡不暖之外，他們終年的居室生活都在一片沉沉的黑暗之中。原因呢，就是因為那個窗戶稅。
所以任何社會公共政策的制定，你一定要想到，當它在社會中推行之後，尤其是一個大國，它所產生的結果，它要付出的制度成本，是政策制定者剛開始完全無法逆料的事情。我們再回到中國的房產稅，你說怎麼收？
有人說就按一戶一套收，人家一戶可以擁有一套房子免稅，第二套房子徵稅。好，那中國人很多聰明才智啊，他會想辦法。比如說有的城市人就想辦法，離婚嘛，兩口子一離婚，爹媽再一離婚，丈母娘再一離婚，一家六套房，我們六戶嘛。可以先六套房免稅，所以你征不上來。
有人說，那我就按人均面積收稅，那你也做不到。那我就把鄉下的窮親戚接來住唄。那麼你再去核對再去甄別，哪個身份證是假的，是真的，這一戶到底多少人，那又是一筆天文數字的制度成本啊。
還有人說，那我就按房產價值徵稅。可是你要知道在中國的北上廣深，很多中心城市的中心地帶，住的那些人，房的價值很高，但是他可能是窮人。因為國營機構或者是工廠的老職工，他一輩子奉獻國家，到最後就剩了那麼一套房子，還是在市中心。
房子挺值錢，自己退休工資沒幾個子兒。你去征他的高額房產稅，你覺得征得上來嗎？我這只是舉幾個小例子，說征房產稅這個事情，從紙上做規劃是很容易的，但是一旦落實到具體的稅收則很難。
前幾年國家稅務總局前任副局長，也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許善達先生，注意他的身份哦，國家稅務總局前副局長，他在《財經》雜誌上就發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 做《房產稅不符合中國當前的國情》。當然這篇文章非常長，講了很多稅務理論，我也不大讀得懂。但是其中有一點我印象很深。他拿當年的農業稅和房產稅做了一 個類比。
對前幾年新聞有記憶的人都知道，2006年的時候，中國有一項德政，就是永久取消了農業稅，當時媒體一片歡騰、鼓掌。說皇糧國稅中國人交了5000年，現在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政府終於把它請出了歷史舞臺，從此農民不交皇糧國稅。
當然了，這確實是一項德政。可是德政的背後，還有一個東西，那就是收農業稅，從稅收技術的角度已經不划算了。因為農民本身他是弱勢群體，他本身就比較窮，然後有的農民因為各種原因，比如家裡人生病，或者其它原因，他就是交不上來。
但是地方政府在這個時候，尤其是鄉鎮政府，他就面臨著一個選擇，你是不是可以容忍一部分人不交。如果你容忍一部分人不交，其他人會認為，那他不交，我憑什麼交。那你如果保證制度的嚴肅性，對於這種交不起的還要上門收的時候，就容易引發非常激烈的官民矛盾。
當年，2006年之前，有一陣農村的很多群體性事件，實際上都因為這個矛盾點來爆發，換句話說，這個時候的中國政府，再去徵收農業稅，制度成本已經高過了我們稅收這樣一個收益。其實不是2006年，2003年之後，中國很多地方政府已經把農業稅基本就取消掉了。
許善達先生在說到這個事情的時候，他講到了一個詞。他說這種稅收啊，叫“零和博弈”。什麼意思？就是這筆錢，我已經賺到兜裡了，你現在要拿走，這筆錢不是 你的就是我的，正一加負一，和是零。所以這種博弈叫“零和博弈”，是生從別人口袋裡把錢拽走。這種稅其實徵收難度極大，這就是農業稅。
我們看房產稅將來也是這樣的情況，你說有的人就是交不起，你說收不收，如果你非要上門收，不符合道義，不符合社會正義。但是如果你縱容一部分人不交，那其他人會不會援引此例也不交，等等。這都是我們在推行房產稅的過程中，必須要考慮到的制度成本。
所以說，在中國實行房產稅，你不要拿什麼大勢所趨來說事，你也不要拿什麼地方財政、中央財政有所需要來說事，關鍵是我們的社會有沒有準備好這樣的制度基 礎，有沒有這樣的心裡準備，要支付這樣的政治和社會成本，所以這就是許善達先生反對當前徵收房產稅的理由。信不信這番道理，你聽到了，你自己琢磨。
有的人會反駁啊，說既然房產稅是大勢所趨，利用我們國家這麼強大的行政能力，難道就想不出辦法把這筆稅收上來嗎？我告訴你有辦法，當然是有辦法，而這個辦法還不需要我們現在的政府，中國的漢武大帝就已經做到了，那是西元前的事情，距今已經兩千多年。
漢武帝話說是西元前119年，那一年衛青霍去病又去北伐匈奴。所以國家的戰爭支出財政負擔非常大。可這一年不巧，整個山東地方頻發水患，很多稅又收不上 來，怎麼辦？漢武帝有這麼幾個能臣啊，後來也說是酷吏張湯、桑弘羊，這些人就給漢武帝出主意，說有錢人多得是，很多人受我們漢家天子的德政，都賺了錢啊， 占著房、躺著地，這些人為什麼不為國效力捐出一部分財產出來。
所以他們就定了一個稅率，這個稅率按理來講，也不是很高，這叫算緡。算緡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兩千緡的財產，你交一算，大概的意思就是6%-10%這樣的一個稅率。按說不是很高吧。可是在推行的過程當中，就應了我們上一段許善達先生講的，這叫“零和博弈”。
俗話說，眼珠子是黑的，銀子是白的啊，誰看到銀子已經掙到兜兒裡的，再要被你拿走，他心不甘、情不願。所以就會出現大量的情況，民間就大量的開始掩藏財 富。我就哭窮嘛，天天穿得破衣爛衫的，我們家窮啊，沒錢。我們家地窖裡藏多少銀子，你去挖，挖不出來吧，至少你挖的成本很高吧。那怎麼辦呢？
漢武帝有辦法，很簡單，兩年之後，西元前117年，他推行了一個新的法律，叫《告緡令》。按司馬遷的說法叫，一時告緡遍天下。很簡單，你不是說你沒錢嘛。 你有沒有錢我不知道，你們家鄰居知道啊，街裡街坊知道啊。你平時天天吃魚吃肉，你能說你們家沒錢？就這樣，只要你告發誰家裡有錢，一旦查實之後，收到的稅 分你一半。
霍，那你看這窮人，那就開始吧。甚至兒子告老子，老婆告丈夫，鄰居互告，這種情況就開始非常普遍。結果呢，就是推行幾年之後，天下商賈中人以上家大率破之，只要有點錢的就基本上破財破家，以至於漢武帝那個花園叫上林苑裡面，堆滿了從民間告緡收上來的財富。
一時國家財政非常有錢。結果呢？司馬遷在史記裡講得非常清楚，從此之後，民間沒人去積累財富，因為積累到最後也是被你搞走了。
所以民間就開始實行偷，然後賺到點錢就胡吃海喝趕緊把它消費掉。誰存錢啊，存錢到最後也是給皇帝的，還不如先把它消費掉。所以整個天下凋敝，所以漢武帝在臨死的時候就發了一個著名的叫輪台罪己之詔。
他說朕即位以來，實行的政策都是天下為之所累，所以從今之後所有擾民的這些政策全部都罷掉。你看，一項社會制度，從它的設計，到它的推行，再到它發生結果，其實會有很多你根本意料不到的情況發生。
作為社會政策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類，也就是稅收政策，能不小心翼翼嗎？在人類稅收史上，有一項稅收的發明，就非常聰明，就是印花稅。我們今天炒賣股票的時候，我們都都知道，每一筆交易都要交一筆印花稅。印花稅就屬於稅收設計史上非常聰明的一個稅種。
這個稅種的淵源發生在荷蘭。1624年荷蘭就是發生一次政府的財政危機。當時的王公大臣也坐在那發愁啊，怎麼收稅啊？要知道這個荷蘭當時商人居多，號稱海 上馬車夫，都是商人。怎麼讓這些商人交上稅來，總不能搞漢武帝那一套吧。想不出辦法，最後怎麼辦呢？公開徵集方案，就像今天搞這個徵文大賽似的。最後征上 來這麼一個很聰明的方案，叫征印花稅。
設計這個方案的人就觀察到，在荷蘭這個商業社會當中，民間有大量的交易，比如說我賣個房給你，我們倆簽個什麼契約，可是我們倆簽契約這個事，總覺得信用上有點不靠譜。如果這個時候，國家能在上面敲個章，那這個事就棒了。
很多商人其實有這個需求，這不就是收稅的一個好時機嗎？所以後來就變成了印花稅。每當政府給你的契約上貼個條、蓋個章、印個花，就交一筆稅。這個稅收收上來有三大好處。
第一個好處，商人心甘情願，等於是我交了稅，政府給了我一部分政府的公信力。
第二呢，因為民間的交易特別豐富，所以整個稅期非常的廣，雖然每一筆收的並不多，但是累積起來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數字。但是更重要，也是這個設計最聰明的地方，還不是這些，而是這種稅收的成本非常低。
你想甭管是收窗戶稅還是什麼稅，總得稅務官跑到底下去收吧，可是印花稅不用，一個城市只要稅務官弄個辦公桌在這，你所有要做生意，需要政府給你敲章，給你貼個印花票的，你來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你。所以一個稅務官足夠應付一個城市的印花稅的徵收。
所以你看，一筆好的稅收需要征上來，它需要滿足這麼多條件，這確實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個社會政策的設計。那現代社會，比如說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是不是解 決稅收制度成本問題已經解決得特別好？其實也未必。最近我看到李稻葵先生，也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寫了一篇文章，他就在批評這種所得稅制度，就是美國那種稅 制。
李稻葵先生在美國生活了20多年，他做了一個統計，他說大概美國一個普通公民，每年要把閒暇時間的4%用於幹一件事，就是整理自己的稅收制度。大量的美國公民家裡都有個筐，平時買個東西啊，有什麼票據來往啊，都得存在那，因為要報稅。
報稅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工作，如果你這一年，比如說你從這個州到了另一個州，比如說你買了房或者換了工作，那我告訴你，一般人是根本沒有能力去報稅的，必須去委託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來幫你算這筆賬。
要知道，在美國有一個概念，叫稅務自由日。比如說美國的稅務自由日經常就是4月初。什麼意思呢？就是到這一天為止，之前從1月1日到這4月比如說12日， 這段時間賺的所有的錢都是稅收。打今天起，你就自由了。從今天起，今年剩下的日子，你賺的錢才是給自己賺的錢。所以這一天叫稅收自由日。
甚至很多美國的城市，在4月16日，因為4月15日是美國的報稅日，要搞大規模的慶祝，要放煙花的，讓大家上街跳跳舞。為什麼？慶祝稅收自由的到來。加拿大這個稅務自由日甚至更要遲，大概要遲到6月份。
所以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其實稅收成本，這種制度成本，也是全社會每一個公民的非常沉重的負擔。所以李稻葵先生講，其實不要說是什麼所得稅制就一定是大勢所趨，時代不同了，其實美國人也開始醞釀改革這種稅制，而我們中國人為什麼非要去學習這種稅制呢？
這就讓我想起了英國有一個著名的學者，叫哥爾伯，他關於稅收講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話。說什麼是稅收啊，稅收就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老百姓都是那個 大白鵝，那個身上的毛都很好，政府想拔嗎，可以，但是請不要拔得太狠，讓鵝有太敏感的感覺，或者太疼，叫得太響。這就是稅收的技術。
剛才兩段說的都是稅收，其實我真正想說的是一個詞，叫“制度成本”。也就是說，任何社會政策你在紙上推演的時候，左看右看，好得不得了，盡善盡美，都是好事。可是一旦在社會當中進行執行的時候，就有一些壞處你剛開始根本想不到。
宋代的王安石搞王安石變法，他老人家整天腦子裡想的都是富國強兵，給國家賺錢，但又不能削弱老百姓的利益。他想的都是好事啊，有的人就投其所好，跟王安石 講，哎呀，如果我們能把山東的水泊梁山八百里的水全部排空，這得造多少良田啊，一年打多少糧食啊。王安石一聽，眼睛就一亮，說好主意。
旁邊有一個人冷笑一聲，說，嗯，不錯，好主意。可是想過沒有啊，那排出來的水都往哪擱呀。原來那個出主意的人說，那還不好辦啊，再挖一個八百里水泊梁山把 水擱進去啊。王安石聽到這才啞然失笑。這個故事就在提醒我們，任何看似完美無缺的好事，背後都有成本，只不過剛開始你未必知道而已。
就在王安石之後，宋代出了一個極品皇帝宋徽宗。就是李師師她幹老公，文藝青年一個，天天喜歡花鳥魚蟲，寫詩作畫等等。他個人有個小愛好，喜歡太湖石，就是那個上面全是眼的那種石頭。
好了，皇帝有這個愛好，那就到民間找吧。這種石頭就出在江南，江南出產這種太湖石。於是供奉太湖石就變成叫花石綱。童貫這些人就幫他去幹這個事。小小的皇 帝的一個愛好，一旦變成一項社會政策之後，你知道引發的結果是什麼嗎？北宋最大規模的一次民變，也就是因為這個花石綱而起，引發了方臘起義。
按說好奇怪啊，僅僅是幾塊小石頭，要幾塊破石頭，怎麼能把老百姓逼得民不聊生要造反呢？要知道，宋徽宗不是自己去找太湖石，他必須依靠他那個龐大低效率腐 朽而貪婪的官僚系統。一個衙役，最愛聽到的事情，就是上面又要辦事了。任何事情，這些底層的衙役們，都能想辦法把它轉換成自己的利益。
比如說，圍著一個大戶人家轉一圈，看這家有錢，進門就說您家這塊石頭皇帝一定喜歡，這就是太湖石，其實管他是什麼石頭呢，他說皇帝喜歡，你能跟他頂嘴，不敢。這塊石頭太大，抬出去不行，要拆門，拆門還不行，得拆牆。
要知道，你真要等衙役來幫你們家拆門、拆牆，最後的結果一定是連房子都拆了。而且你無處訴苦，因為這是皇帝交辦的工程啊。
那你作為一個富戶，你會怎麼辦？給點錢嘛，行個賄嘛，這幾十兩銀子你先花著，這個石頭就不要了嘛。衙役們就靠這個，結果在江南就搞得民不聊生。
所以任何一個剛開始在上層想到的社會政策，如果你沒想得特別明白，在一個廣大的社會系統當中，一旦鋪開造成的負面效果，也許是始料未及。
在我們中國現代的社會當中，也有很多現象，我們的專家、學者、媒體經常會拋出一些非常簡單的解決方法。比如說地溝油。很多媒體說嚴刑峻法、加強管理，如果用地溝油就應該判刑。兩年不夠十年，十年不夠十五年，不行無期，實在不行槍斃。
老天爺，你要知道啊，中國有句古話，叫賠錢的生意沒人做，殺頭的生意有人做啊。你以為殺人就一定能解決這個問題嗎？而且你怎麼知道他放了地溝油呢？這需要 考慮一個問題叫監管成本。你橫不能在每個早點攤，每個包子鋪，每一個小餐館的後廚裡都派一個公務員看著吧。那你又怎麼避免這個公務員和老闆勾結成奸呢？每 十個公務員後面還得派一個紀檢幹部。你又有什麼把握這個紀檢幹部不會腐化墮落呢，你是不是還要派紀檢幹部看住前面這個紀檢幹部呢？整個這個系統一旦搭建 成，整個社會要付出的社會制度的成本會有多高呢？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其實也並不是沒有希望。他要靠市場經濟的自我發育，把那些零散的商業最後整合成幾個寡頭，就像美國現在這樣，全美國幾乎所有的餐館你一 看，就是背後那幾個寡頭。一方面職業經理人不會為了股東的利益，去幹冒坐牢的危險；另一方面，任何一個小型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會導致他股價暴跌，整個品牌 巨大受損。
所以他們根本不會去幹這個事情。只有當市場出現寡頭的時候，這件事情才會發生緩解，我們中國人才有能力把地溝油趕出餐桌。所以這件事情不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有時候還需要耐性。
我的一個媒體界的前輩告訴過我一個詞，說我們都生活在一個複利時代。這個概念其實就是兩句話。第一，任何好事你做了，不要以為只會收穫當下的收益，他一定 是在好處之後還有好處，利潤之後還有利潤；另一方面，就是任何成本一旦支出，你都知道，成本之後還有成本，只不過在剛開始的時候，你未必知道而已。
留言列表
Personal Priority 
